魏公公不是耍无赖，而是理直气壮的讨要这笔赔款。
家国家国，家在前，国在后。
何为家，子孙即为家。
没有子孙后代组成家，何来国。
所以，魏公公成了太监，理论上断了子孙根，使得家国天下少了最主要的一环——家。
这事，往小了看是毁了魏公公个人，往大了看很可能坏了大明江山，毁了社稷基础。
没有小家，便无大国！
焉知他魏公公的后人没有大将军、大都督、大学者、大匠人、大状师、大嫖头呢。
家国无小事，魏公公出于现实原因，只要求金钱赔偿，已然是讲道理，讲律法，讲良心的了。
否则，砸了你马厂，把你抢个底朝天，谁又能奈何得了他？
告状，可以，条条大道通京师，你尽管去告。
告赢了，算他输。
世上事，总讲个理不是。
没有因，必然没有果。
魏公公来你马厂，总不是没有因果的。
杨厂长浑身无力，棉被紧裹下的他，下面也是凉凉。
他意识到自己即将面对一张天价赔单。
一条好了的腿都要他五千两，一条没了的鸟要多少？
想都不敢想呐！
放眼厅堂内，皆是小贼太监的打手帮凶，没一个自己人在边上，那感觉当真是举世无亲，天下皆负我。
赔…赔不起。
杨厂长没其它念头了，他脑中空白一片，身子也开始摇晃起来。
见状，魏公公不忍，他为人实诚，怕杨厂长因为过于恐惧导致神志迷糊，无法行使他的正常民事能力，于是直接在其耳畔喝喊一声，给了一锤子价格——一万两。
不容讨价。
一万两是多，是吓人，然而天可怜见，一万两能买来一条活蹦乱跳的鸟？
一个不完整的男人，内心的创伤有多大，又岂真是一万两能抚平的！
嗯，别人或许不行，魏公公这，倒真可以。
他这人，倒是蛮喜欢用钱来解决事情。
当然，前提是他乐意。
一万两的赔款肯定是远超杨厂长的心理底线了，老实说，虽然做了十七年厂长，捞了不少，但真论手中流动的现银，恐怕他一家一当加起来也不会超过万两。大多数捞来的钱都叫他拿回老家买房买地了。
一条腿要了他五千，一条鸟再要一万，加起来一万五千两，若按这数目赔，他恐怕得卖掉上千亩地才行。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杨厂长索性也放弃了挣扎，如死鱼一般就想瘫坐在地。
奈何身上裹着棉被，两腿竟然弯不下去，只得痛苦而僵硬的用心死神死的目光看着那不要逼脸的小贼太监。
态度也是写在脸上的——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你个偷马小贼真要老子赔也行，大不了把鸟割了给你！
他可是真能下得了这狠心的，反正他今年也五十二了，那玩意怕也用不了多久。
虽然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在敲诈杨厂长，但魏公公显然知道被人敲诈的滋味。
左安门前胡广和沙千刀那两倒霉蛋可是毁了他五个铜板姐儿梦的。
因而，看到杨厂长那一幅随你怎么弄的表情，他觉得自己似乎做的有些过。
“咱家知道你拿不出五万两，不过不要紧，只要…”
自己血淋淋的教训刚跨年，魏公公不忍杨厂长失去人生的希望，考虑再三，给他指出了一条可操作的赔款道路。
“什么？公公要我的马？”杨厂长愣在那里。
“嗯。马。”魏公公点点头，“按市价折算，如何？”
杨厂长一脸犹豫，然而却不是担心把马给了小贼如何向上头交待，而是在考虑以怎么样的价格把这些马折成小贼索要的一万两。
尔今马价其实并不高，去年有桩案子。
说的是大同得胜堡和宣府张家口三处互市，共从蒙古人那里易马4089匹，每匹马报给朝廷的均价为白银七两七钱，而实际上只给了蒙古人不到七两的交易价。
之后，负责互市的官员将其中质量稍次的马卖了九百匹给商人，每匹马报价九两三钱，共计获利近两千两。而那商人又将这些马分到各地以一倍的价格转手，获利近万两。这事被大同巡按侦知奏报朝廷，主持互市的官大同和宣府官员为此被免了不少人。
而在万历、隆庆之前的嘉靖年间，马价达到了平均每匹十五两之高，这间接反应了当时明朝的边防能力。
一句话，明军强大时，易市所得的马匹价格就低。而反之蒙古人势大时，马匹价格就高。及至后来的崇祯年间，为了组建所谓的关宁铁骑，明朝从蒙古人手中购买的马价几乎是万历年间的三倍有余。就这，蒙古人还不乐意出售。
在内地，马价就更高了些。
杨厂长身为马厂负责人，自是明白如今的马价，大概每匹二十两左右。
若是以这价格将马匹充抵给小贼太监，那么就要马厂一次出栏五百匹马。
这个，他承受不住。
因为，肃宁马厂存栏的战马连同老弱病残一起加起来，不过九百多匹。
好在，魏公公也考虑到了他不能将马厂给搬空，所以又给了杨厂长一个选择，就是还可以按五匹马配一个马夫的标准，将马厂多余的厂工雇佣给他。
一个马夫按两年工作时间算，不仅魏公公一年可以给马夫三十两银子的薪水，还能按每人折抵五十两的价码充抵赔款。
这样事情就好办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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