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用就行，倒不是吴争是个实用主义者，而是现实逼着吴争采用实用主义。
诗和远方，对如今的吴争来说，太过奢侈了。
吴争没有太多时间，用的方法其实就是后世流水线作业培训的方式，不需要你懂，只需要你按部就班，一两个技术人员可以引领成百上千个目不识丁地人搞科研，虽然缺失了创造力，但可以速成，后世两弹一星，就是这么造出来的，否则，数以万计的基层科研人员培养，至少得花了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哪能十几年之间造出两弹一星来？
而此举，让江南明眼人都看得明白，吴王要对大将军府辖下各府官场及北伐军序列，从上至下来次大换血了，当然，这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期限为三年。
一个生手，在担任副职的三年中，与上司慢慢完成新老交替的过程。
或许，在这三年里，双方可以达成一种正治默契，或许可以在这三年中，彼此完成一种妥协，以此来避免一刀切带来的撕裂痛楚。
这是关系新政持续推行，最基础必要的一步。
会议确定农业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字专项法律，严格实施深耕、改良土壤、土地勘查规划，合理施肥，兴修水利、合理用水，培育、推广粮种（贫瘠之地向广东引进番薯进行合种），合理密植，防治虫害，进行田间管理，工具改良，特别是对长江流域肥沃的土地，这原本就是相对高产区域。此事由左布政使熊汝霖全权负责。
这是吴争一力坚持推行的，四年多来，关于农业产量的问题，吴争对见到的、听到的，有了一个统一的认识，也为困扰心中的疑惑释疑。
此时的百姓，春播夏收，再种一茬，再秋收，和后世没啥区别。
可产量却不及后世三成，为何？
是以前的百姓很懒吗？其实不然，和后世人差不多。
问题出在三个方面，一是土地计量不同，那时的亩小，只有后世市亩的约四分之三，宅院也是如此，一亩小院，说得也不是后世的市亩。
二是粮种没有很好的改良，农户通常使用的种子，是上一季收割余下的种粮，而非后世有专门经过筛选改良的粮种站。
三是耕作方法落后，这一点是最大的原因，百姓往往播种之后，就不再打理了，除非有大旱大涝出现，甚至连最基本的施肥都欠缺。
这倒不是说百姓懒，而是当时人口少，大明人口巅峰时期，在册人口也才二千万户左右，相当于人口刚超过亿。
如此地广人稀，人均田亩就多了，一丁分二十亩，算是少的，象唐时，一丁有百亩（其中四十亩永业田），象这样的亩数，要细细打理，在没有机械辅助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做到的。
所以，粮种优劣不分、参差不齐，播种后疏于打理，是亩产不高的根本原因。
要解决这个问题，在此时很难，人口是个大问题，千百年来养成的惯例也是大问题。
但现在，吴争有了底气，因为此战有数万俘虏，而且个个是男丁。
将他们做为最底层的耕种人口，在吴淞新城周边划出数十万亩试验田，进行耕种。
只要试种一季，一旦高产，足以引百姓争相效仿。
政令推行，最好就是引百姓主动效仿，这才是牧民的最高境界。
对于十一府所辖各县商业，进行政策引导，吸引各地商人投资工坊，从而改变农工的比例，渐渐将商人资本转化为工业投入，带动工业革命。
特别是在杭州府周边，对开设织造坊的坊主进行税收优惠或者减免，并对工坊用地进行半价租赁，最长者可达五十年。
由官府引导，向民间推广军工坊刚刚研制出的蒸汽纺织机，从而促进、扩大丝、布织品的产量，带动服装产业蓬勃发展，奠定江南服装业在全国乃至整个世界的龙头地位。
吴争有信心，提早一个甲子，让华夏来引导世界，进行第一次工业革命，从而奠定华夏坐稳世界正治、文化中心的地位。
所以，吴争开始积极对商人这个阶层进行引导和改造，引导是引导商人将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这需要刺激。权衡取舍、机会成本、激励是经济学的三大原理。
在大将军府辖下，每年纳税最高者可由朝廷授于正七品散阶承事郎，第二至第十名可授从七品从仕郎。这是相当于一县正堂的官位了，虽然没有实权，但毕竟是官身，这对于千百年来，饱受压制的商人阶层而言，这道政令等于解除了他们身上的梏链，从下九流直接跃上与仕人并立阶层的途径。
但同时，吴争又给他们加上了另二道枷锁，一是涉及逃税、偷税、漏税者，每千两入狱一年，可累计，直至无期，另处三至五倍罚金，可抄没家产作为抵偿。二是为确保务工者的薪酬，规定最低合法报酬为每月三两，凡拖欠务工者薪酬累计超过五百两者，可由官府负责追讨，超过三千两者，入刑，最高可处八年监禁并抄没家产。此事由莫执念领头，按察使张煌言一路监察。
同时，单独设立监察使司，允许监察司在各县设立监察分支，编额十人，并额准监察司拥有一支独立的监察部队，人数上限为三百人，由监察使掌控。
七月二十三。
吴争召集各卫指挥使、副指挥使及两支水师总兵、副总兵，定调了三年的扩军、强军方略。
吴淞水师拥有七十二、六十四重炮舰共十二艘，内河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