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应节严的话锋一转，赵昺已经明白他们的苦心，其是以历史上中央对地方监督监察制度作为一个切入口来对自己进行劝谏。想想自己入主江南两年以来，那些曾追随自己的军将们皆晋升高位，且以加强江防为名委以重任，总领军政，而那些州府官员则像他们的幕僚，地位大大下降。
赵昺如此做出除了lùn_gōng行赏外，不外乎有借此打压文臣，抬高武臣地位的意思。但他如此做当然也存在着风险，他们掌管着数万军兵，占据着战略要地，时间一长以他们的地位不难与那些文官沆瀣一气，如此监察系统对他们来说便如同虚设，脱离中央的监管。
不过赵昺并非没有考虑到这种风险，他一直将财权和人事任命权牢牢的抓在手里，没有钱、没有人，他们即便想造反也不成。此外他还通过事务局对各部进行监控，通过主管军政的虞侯进行牵制，一旦有风吹草动便能及时获知，果断处置。可他也清楚这并非是万全之策，也不可能万全堵住所有漏洞，但却是当前最有效的方法。
为了能搅动朝廷这滩浑水，赵昺也却如历代帝王所采用的方式——起用新人。他先是将御前办的几位亲信分赴各重地担任要职，又把在琼州招揽和培养的一批官员安插进朝廷和地方担任基层官员，尤其是县乡。以打破地方势力的垄断，并推行自己的政策，而随着退役官兵转入地方掌管基层武装力量和强力部门，进一步强化了自己对地方的统驭。
在巩固地方政权的同时，赵昺对朝廷也展开渗透，利用陈宜中谋反案将自己的亲信班底开始安插到各部，并提拔江璆和陈则翁兄弟入阁，加强自己在朝中的话语权。且又以改造临安城为契机，将周毅骤然晋升高位，打破了朝中用人的规矩，给那些三心二意者以警示。而周毅也确实争气，领会了自己的意图，给自己长了脸，成功的打开了局面，为自己下一步动作打下了基础。
现在俩老头儿明里暗里的点出了这两件事情，给赵昺的感觉自己的所为已经与阁臣们产生了分歧，而能让应节严和刘黻两人联袂而来也说明事态很严重。当然他并不以为两人已经与自己分心，恰恰是出于对自己的关心才会予以提醒，可如何解决这件事情让他有些头疼！
想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赵昺站起身走到窗前，一阵凉爽的秋风吹了进来，让他精神一振。此时窗外的花圃中百花依然争艳，似乎在冬天到来前展示自己最后的芬芳。抬头看看天，夏日总是阴沉的天空随着秋天的到来变的豁然开朗，正应了秋高气爽的老话。看看小西湖中的一池秋水，在风的吹拂下泛起层层涟漪，将水波推向岸边。
赵昺看着窗外的秋景，沉闷的心情似乎好了许多。他知道中央对地方完善的监督监察制度在维护国家的统一、政令的通畅、吏治的整顿是有益的。再就监察制度本身来说，这个问题如果要从纵向展开，可以成为一部专史，如果从横向展开，那还涉及中央的监察系统，整个御史台的职能。从地方的角度展开，便涉及整个地方行政制度上的沿革，不仅要懂得历史，还要懂得现实意义。
同时它的发展史也告诉我们，制度的制订在执行过程中，自然随着利益关系而异化，制度设计的目的与效果往往会出现反向的运行，故制订法律和制度固然重要，但如何执行则更加重要，还必须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修订制度。但赵昺以为除了制度，根本还是人的问题，人的价值观念异变以后，他对待制度的态度，不是如何遵循完善制度的设计，而是如何钻制度的空子，即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那么任何制度都有它的变异，形式与实质可以反向而行，走形式往往会变成掩盖违反制度的贪渎行为。所以严格地监察行政的全过程才成为制度执行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不仅在历史上，在现实生活中这方面的教训也实在太多了。如今虽说没有一部完整的宋律，但是继承和颁布的敕令不谓不多，可效果如何，执行状况又如何，依然是一个大问题。
因此不要以为有法就万事大吉了，实际执行的情况因人、因时、因地而相差甚远。因为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在有一些人心目中，制度是给人看的，办事自有潜规则。而单靠制度治人有它的局限性，最根本要管好官员，要摆正社会风气，在观念上要正能压邪。
赵昺通过与应节严两人一番长叹，一番梳理后感触颇深，但也有了另外的认识。他深知一个国家制度的建立，与这个时代的文化和统治思想及社会变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唐宋转型后，经科举制的有力推动，一个士大夫官僚阶层迅速崛起。他们中的精英分子自许是天下安危、生民利病的实际担当者，向皇帝发出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吁请，展现出迥异于前代士人的自觉意识。即以理学强调“内圣外王之道”而论，就是旨在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内圣”功夫，最终落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上。
所以宋代的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入世型文化，讲究履践，强调经世，从根本上关注百姓怎样生存发展、国家如何安宁强盛，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淑世情怀。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号召，都是这种理念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