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国的老婆袁萍早已把吃饭的小方桌搬到客厅的正中央，铺上专门用来搓麻将的绒毯，把麻将倒在绒毯上。
她招呼加林主任和司机小宋在沙发上坐，指着茶几上的瓜子糖果叫他们吃，又找出一摞印有a银行logo的专用纸杯，准备给两位客人倒茶。
叶卫国则拿起茶几上的红塔山香烟，递到司机小宋的面前。他知道加林主任不抽烟，连客套的动作都省略了。
正在大家有的享用着瓜子糖果，有的吞云吐雾的时候，办公室副主任余丰新大呼小叫着“恭喜发财”进来了。
所有坐着的人都站了起来，大家不约而同的走向麻将桌。
叶卫国从麻将堆里找出“东南西北”风各一个，正面朝下摆放在一起。然后抓起两粒骰子，招呼大家“打点”。按点数的大小顺序开始“摸风”，确定自己的座位。
四个人依次坐下后，哗啦啦的“搓麻”声即刻响起。大家谈笑风生地开始“修长城”。
一场快乐无比、让人“宠辱皆忘”的游戏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打麻将起源于哪朝哪代，无法认真去考证，但它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最能吸引人的博弈形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名不虚传的“国粹”。因为其基本打法比较简单，容易上手，即使是斗大的字不识一筐的文盲也能很快学会，加上玩法复杂有趣、变化无穷，集益智性、趣味性、娱乐性、博弈性于一体，深受社会各个阶层和各领域人民的喜爱。不少人都扬言，自己巴不得用麻将浸水喝。
麻将在中国的流行范围和普及程度，没有任何一种游戏能与之相提并论。有道是，十亿人民九亿麻，还有一亿在观察。这是对麻将流行范围之广、普及程度之高的最好佐证和归纳。
据说，这种游戏二十世纪初就在亚洲其他国家盛行，后来又传播到了美国和欧洲，并流行至今。国外有许多详细叙述麻将打法的书籍和研究麻将打法的杂志。日本等一些国家还有专门研究麻将牌的团体，他们定期举办全国性的麻将大赛。在欧美，很多人都把麻将牌视为体现东方情趣的古董，装进雕刻精致的盒子珍藏起来。
可以肯定地讲，麻将绝对是一个好东西。
不过，好东西有时又会带来不好的结果，体现出使用效果的多样性。正所谓“桔生于淮南谓之桔，植于淮北谓之枳”。当麻将被人们用来作为赌博工具的时候，其罪恶程度丝毫也不亚于吸毒，因此，也有不少人对它深恶痛绝。
爱也好，恨也罢，这种被人们玩弄于股掌之间、滑溜溜的小玩意儿，还是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中国城乡人民休闲娱乐、消磨时间的首选。
春夏秋冬，白天黑夜，噼啪砌方城的声音总会萦绕在神州大地的千家万户。哪怕是加林和红梅这些表现优秀的人民教师，他们在牌坊中学时既要工作，又要自学奔文凭，还要扶养孩子和料理家务，天天忙得火起，夫妻俩还是忙里偷闲学会了打麻将，时不时与门卫老宁、部队抽水房的广广一起搓几圈。
搬到花园镇居住后，红梅老师率先“走火入魔”。加林主任毫不示弱，继续加入到了搓麻的队伍。两人平时相对比较克制，过年过节嘛，自然应该让“麻瘾”放纵奔流，每天打他个昏天黑地。
记得加林凌晨放鞭炮时炸破了裤子，红梅老师曾预言他“火好”。还别说，这种预言很快就得到了应证，加林主任整个下午赢了一百多元钱。要是就此散场，各回各家，他就能保住胜利的果实，但叶卫国和袁萍又盛情挽留他、余丰新和司机小宋吃晚饭。
四个男人激战正酣时，勤劳而又贤惠的女主人已经开始筹备丰盛的晚餐了。厨房的灶台和案板上，摆满了大盘小碟的好饭菜。
加林主任和余丰新都是袁萍的顶头上司，司机小宋是她的部门同事，难得有这样一个巴结领导和联络感情的机会。更何况，今天是大年初一，来的都是客，哪有不招待客人吃餐饭的道理？
扯扯拉拉地客套了一阵，桌上的麻将和绒毯被撤下去了，换成了一大桌子好饭菜和两瓶“白云边”白酒。
大家再次团团围坐，大呼小叫，划拳行令地喝开了。
两瓶白酒喝完后，每人又喝了一瓶啤酒。
酒足饭饱之后，面红耳赤的四个男人又继续他们“麻坛大战”。
仅过了一个多小时，加林主任白天赢的钱就“还”给别人了，身上为数不多的本钱也输得一干二净。
为了不扫大家的兴，同时也是为了赶本，他找袁萍借了三百元钱，接着打。
这一打就是一通宵，直到天亮时才散场。
加林主任借的三百元钱又输得精光。走出叶卫国家，他头重脚轻，有一种晨昏颠倒的感觉。
这班值的！输掉了半个月的工资。惨败让他心灰意冷，似乎把什么都看穿了。输了就输了，输的不就是钱吗？又不是命！
回到家里，加林不敢告诉老婆实情，只说身上带的钱输了，隐瞒了三百元钱的借款。
因为是大年初一，方红梅也没说他什么。
加林冲了个澡，倒在床上就睡得如同死猪一般。
大概过了一个时辰，他被老婆喊醒了。按计划，他们必须赶到白沙铺去，给加林他舅白大货和大舅妈桂英拜年。
从花园镇去白沙铺有三种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