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代繁华一朝都，谁非过客;千秋明月吹角寒，花是主人?
羌笛是我国古老的单簧气鸣乐器，已有2000多年历史，流行在四川北部阿坝藏羌自治州羌族居住之地。羌笛两管数孔（以前五孔，现在多为六孔，）用当地高山上生长的油竹制成，竹节长、管身较细，生长在海拔3500-4000米的地方。双管并排用线缠绕连结在一起。终身全长13～19厘米，管口直径2厘米左右，笛管上端装有4厘米长的竹制吹嘴。吹嘴正面用刀削平，并在上端约3厘米处，用刀切开一薄片作为簧片。羌笛主要用于独奏，有十余首古老的曲牌，乐曲内容相当广泛，主要是传达羌族人的思念向往之情。
羌笛与笛有很大的区别，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东汉马融《长笛赋》“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龙吟水中不见已，截竹吹之声相似……故本四孔加以一“由此可以知道：羌笛在汉代就已经流传于甘肃、四川等地了，并且可以推之当时的羌笛是双管四孔羌笛。羌笛在唐时，是边塞上常见的一种乐器，经常出现在唐代边塞诗中，值得一提的是，羌笛并没有出现在唐代的“十部乐“中，可见，羌笛在唐时只是边塞中所见的乐器，并未正式进入唐代宫廷或军队，只是少数民族或是军队中的兵士所用的一种自娱自乐的乐器。
一段历史性概述
古乐器一般都具有双重功能——表现性和实用性。即是说这些乐器既是表现音乐的工具，又是劳动生产的工具，或是生活用具。如磬和缶。
乐器的实用性不仅表现在某些乐器原来是生产工具或生活用器，并且人们用它们来传递一些特定的生活信息。如击鼓出征、鸣金收阵、晨钟暮鼓、打更报时、鸣锣开道、击鼓升堂等。在中国有些少数民族至今仍保留着以吹奏口弦传递爱情的信息，口弦成了表达爱情的工具和信物。
乐器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力的发达和提高有着密切的关系。由石磬演变成金属的磬和出现金属的钟，在石器时代是绝无可能，只有当人类掌握了较高的冶炼技术才成。也只有当养蚕业和缫丝业的发明和发展，才可能产生“丝附木上”的琴、瑟、筝。
先秦时期的乐器，见于文献记载的有近70种。仅在《诗经》一书中提及的即有29种，打击乐器有鼓、钟、钲、磬、缶、铃等21种，吹奏乐器有箫、管、埙、笙等6种，弹弦乐器有琴、瑟等2种。由于乐器品种的大大增加，于是在周代时产生了根据制作乐器的不同材料而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称作“八音”分类法。
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大墓的地下音乐殿堂中，保存了124件古乐器。无论是重达五千多斤的乐器巨人——64件编钟，或是在造型、制作和彩绘都很精致的鼓、排箫、笙、瑟等，都向我们揭示了春秋战国时中国音乐文化高度发展的状况，它是中国古代乐器光辉创造的见证。
自秦汉以来，又不断涌现出新乐器。如秦时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弹弦乐器——“百姓弦鼗而鼓之”。弦鼗是一种圆形音箱、直柄的琵琶，后至汉代发展成四弦十二柱的“汉琵琶”，又称“阮咸”。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吸收的民族，自汉以来，广泛吸收了大量的外来乐器。如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时张骞通西域时传入的横吹(亦称横笛)；汉灵帝时传入竖箜篌(曾称胡箜篌；约在公元350年前后的东晋时，从新疆、甘肃一带传入了“曲项琵琶”，明代传入了扬琴和唢呐等。这些外来乐器，经过不断地改进，使它们逐渐成为中国民族乐器大家族中的重要成员。
在中国乐器发展史中，值得注意的是拉弦乐器的出现大大晚于打击乐器、吹管乐器和弹弦乐器。据文献记载，唐代(公元618—907年)才出现以竹片轧之的“轧筝”和“奚琴”(在宋时作“嵇琴”)。宋时的嵇琴用马尾弓拉奏，并出现了“胡琴”的名称。如宋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中云：“马尾胡琴随汉车，曲声犹如怨单于。”自元代之后，在奚琴、胡琴的基础上发展成各种类型的拉弦乐器。
中国的“吹、打、弹、拉”四大类乐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对传承乐器的音质不纯、音律不统一、音量不平衡、转调不方便、固定音高乐器之间的音高标准不统一、在综合乐队中缺少中低音乐器等不足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并涌现了许多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