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说：“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与道难一”，故“无人欲即皆天理”，朱熹又谓“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这是“存天理，灭人欲”、“穷天理，明人伦”的开启思想，存了天理，人又何必有**，穷尽了自然法则，则明确了道德标准，所以人人都必须遵守，“三刚五常”人人都必须遵守。这就是中国人事事论理，人人讲仁义道德的根源。
朱熹的思想形成后，基本上定性了近一千年中国人的思想路线，这也是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方法。
朱元璋在统一大业完成后为强化封建专治王权，强化中央集权，他称赞孔子“德侔天地，道合四时，删述之功，万世永赖”，并说：“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并”。并且大加赞赏程朱理学强调的“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乎天地之间”，“居今之时，不安今之法令，不义也。”从其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这样一个最高基调原理上来论证现实王权的合理性，竭力维护专治君主的绝对权威。
经过朱元璋的大力推广，朱家之后的几代皇帝遵循朱熹理学思想，强行推广社会的各个领域。朱元璋强调，科举命题必须遵循孔朱儒学为规范，其他一切杂音尽皆废止，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次思想垄断。
由于朱家皇帝的大力推广逐步形成新儒学理念，形成全新的宗教概念，深入到中国人的身心，成为明朝之后，乃至今天中国人的思想方法，行动航标。
总体而言，无论是孔子的老儒学，还是朱熹的新观点，都是围绕着《易经·系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这句话定调的，定性了中国人的传统思想方法。
西方哲学与中国儒道理学的区别就在这里，中国人心中无神，没有自我，没有哲学思想的根原也在这里。
中国人的封建思想之所以根深蒂固就在于此，中国人凡是论理不论人的根源就在于此，中国人心中无神也在于此。
中国人心中无神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孔朱思想根基上只有“天理”，穷尽的“天理”中国人哪里还会“自我”呢？
在孔朱理学的宣教下，没有自我的中国人，只是规制下的物质基础而已，并且是纯粹的机械的物质条件，机械的随着规制前进而已，这是形成封建制度“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邓说：‘官僚主义现象…。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