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俊的仕途之路可以说是很标准的一个东汉寒士的入仕之路。
汉以孝治天下，朱俊之出名正是因为孝，“以孝养致名”，由此得以出仕为县门下书佐。
县门下书佐虽是县令长的门下亲近吏，但还只是个低级吏员，像朱俊这样母为贩缯者，不是士族出身的“寒士”要想往上升迁仍是不易。
我国是农业大国，人口多，为让百姓能吃饱饭，重农轻商，两汉之世，先是商贾不能入仕，后是有市籍者不能入仕，汉之“七科谪”，七种被征发去边疆戍卫的人，“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籍七”，从贾人到第七其实都是商贾。朱俊家应是没有市籍的，但要想在仕途上有进一步地发展，非得远远超出常人不可，他就投时任本县县令长的“八厨”之一度尚之所好，盗母缯给郡人周规还债。他盗了母缯，家里失了产业，他母亲责骂他，他说：“小损当大益”。
“八厨”与“八俊”等都是当世名士，所以名为“厨”，是因为能“以财救人”。他的这个举动得到了度尚的“奇之”，就像他说的“小损当大益”，被度尚荐入郡朝。
入郡朝后，他开始只是“稍历郡职”，后来尹端来任太守，他被擢为郡主簿。从县门下书佐到郡主簿，这是一个极大的飞跃。他被尹端擢为郡主簿，他就是尹端的“故吏”了。两汉的中央集权不如后世，有先秦遗风，郡吏视郡守为君，郡府是一个小朝廷。
陈寔功归於郡守，过归於自己，由此得以扬名，被士子、长吏看重。公孙瓒为郡门下书佐，刘太守获罪，被发配去日南，公孙瓒决定同去，乃先去北邙祭祖，说：“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日南瘴气，或恐不还，与先人辞於此”，“时见者莫不歔欷”。他由是扬名。书中提及的文太守，黄巾乱后获罪诣廷尉，他以前提举过的一个人当时是某县的县令，政绩优异，闻讯后立刻辞官而去，追赶他坐的槛车一块儿去京师。这是当时的风气。当时就有人说，荀贞的族兄荀悦就说过，门生、故吏把他们的老师、举主看得比朝廷都重，因为私人的感情而放弃朝廷的公职，这是不对的，但是风俗如此，尽管被少数有识之士认为不对，朝野却都称赞这种行为。当尹端获罪时，朱俊做出了同样的行为，他“赢服间行，轻赍数百金到京师，赂主章吏”，使尹端免了弃市的死罪，输作左校。这样的下吏、臣子，作长吏的都喜欢，所以朱俊被后任太守举为孝廉。
两汉入仕是征辟，孝廉就相当於进士，有了孝廉的身份加上他此前为尹端的奔走，他以后的仕途就青云直上了。“再迁”，两次升迁后朱俊即主政一方，为“兰陵令”，当上了县令。令，是大县的长吏，六百石到一千石的品秩了。兰陵据传是楚大夫屈原命名的，荀子做过两任兰陵令。
这是朱俊做为一个“寒士”的艰辛入仕之途，他入仕很不容易，就他个人来说，他有眼光、敢下赌注、有决断，确实是一个少见的人杰，但他的领兵指挥才能却并不是特别出色。
就史实记载，他一生历经多次战事：梁龙之乱、黄巾之乱、董卓之乱。
在这几次乱中，他平定梁龙之乱是最顺利的，五千人逼降数万人，不过不能因此就说他有出众的将才。
黄巾之乱中，他与波才带领的颍川黄巾军战，大败。波才等黄巾军的将领是没有太多军事常识的，这从皇甫嵩用火攻将之击败就可看出，饶是如此，朱俊仍然首战大败，这其中固有他兵少、所带之兵大部分是临时招募来的缘故，但亦可见他的军事才能并非太好。
再与南阳黄巾战，他围宛城百余日，从六月到八月，三个月不能攻下宛城，最后朝廷等不及了，决定换将，要治他的罪，他因之“急击”，斩了宛城黄巾军之主将。虽斩黄巾军的主将，仍未克宛城，黄巾军又择另一人为主将，继续守城。朱俊用计，黄巾军欲降。他说：“纳降无以劝善，讨之足以惩恶”，不接受黄巾军的投降，急攻，结果“连战不克”，最后又用计斩继任之黄巾主将，可是宛城仍未彻底夺下，不得不再攻之。
黄巾乱后，董卓之乱，朱俊击李傕、郭汜，“为傕、汜所破。俊自知不敌，留关下不敢复前”。董卓被诛后，朱俊时在中牟，徐州刺史陶谦、北海相孔融等欲以他为主，同讨李傕。李傕用贾诩等人之计征他入朝，他接受了李傕之征，对陶谦等说：“且傕、汜小竖，樊稠庸儿，无他远略，又势力相敌，变难必作。吾乘其间，大事可济”，接受了李傕之征，去了洛阳，陶谦等人遂罢。他对李傕、樊稠的分析很有道理，然而去了洛阳后却未能像他说的“吾乘其间，大事可济”，而是根本就没做成什么事儿，最后被李傕留为人质，愤怒之下，遂发病卒。
由以上朱俊之经历可见，他是个有眼光、能下赌注、有决断、也有一定军事才能的人，是个人杰，但要说他是名将却就不一定了。